8月8日，温州市“诚信日”，温州金融改革广场开业。浙江省委常委、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此开幕式上感叹：“信用是金融的基础，因为信用问题，温州模式在经历着煎熬，金融改革的推进，正是温州模式的再创新。”

　　然而，温州金改政策当中，利率市场化没有提及，村镇银行没有放开。在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看来，突破不大。而在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等多位受访专家看来，民资进入金融行业，选择有前景的企业放贷，倒逼企业转型升级，推动良性的经济发展反馈金融，才是金改意义所在。

　　无缘利率改革

　　利率市场化却在市级层面就被否。“我们不想把温州的金融改革搞死掉。”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曾如是说。

　　3月28日获批的温州金改方案12条，并不包括利率市场化，这让企业界、学界都大失所望。

　　“放开利率限制，让市场去调节没做到，对我们企业没太大意义，所以都不怎么提了。”温州“打火机大王”东方轻工实业集团总经理李中坚对此耿耿于怀。

　　尽管央行也在做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扩大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看来，“尺度太小、步伐太慢，等改革到位时中国经济已出现很大问题了。”

　　且不论8月是否真能公布，这前后四个多月已显各部委博弈之烈，“投资和利率变动是完全相反，如果利率管制被打破，金融改革就做到了一半，这是目前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，现在条件完全成熟。”刘胜军对温州金改并不乐观。

　　实际上，温州早在1987年成为全国第一个利率改革试点城市；2002年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实验区，核心亦是利率市场化。

　　这些都与温州雄厚的民间资本离不开。根据官方、半官方、民间的说法，温州民间资本总量超过在6000亿-8000亿元之间，而且每年以14%的速度增加。

　　“民间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，不仅是银行的补充，有时候甚至是另一驾马车，一夜之间集聚几个亿，这是银行不可能做到的。”华峰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翁奕峰告诉记者。

　　温州金改尽管提出规范发展民间融资、加快发展地方金融组织等“十二条”，但利率市场化却在市级层面就被否。

　　因为这场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，来不得半点马虎，“我们不想把温州的金融改革搞死掉。”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曾如是说。

　　李中坚给记者算了笔账，2011年，他的公司总产值6000万元，其中30%多约2000多万元为银行贷款，8%的年利率产生的是近200万元的财务成本，而利润率只有3%-5%也即200多万元的毛利润，“你说减一下还有什么净利润？”

　　也因此，他不敢再接5个月的长期订单，就怕资金断裂，需借年利率高达20%的民间借贷周转，一不小心可能将多年心血毁于一旦。

　　利率市场化，其实正是打破垄断，交还市场的手段，也是国家今年重提的“新36条”的一个方向，然而就像铁路等领域一样，垄断行业的口子始终开不了。

　　这些都是地方政府无法左右的。

　　门槛太高

　　“按照现在的规定，国有商业银行控股15%以上，行长由他们担任，还不如原有银行多设几个分行。”

　　早在2010年下半年，温州就提出加快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11-2013年）》，争取到2013年，全市小贷公司达到100-120家，注册资本达到100亿，贷款总规模超过1200亿。

　　据悉，2012年的目标则是65家，目前已经开业的有30家。

　　然而目前温州贷款总额6700亿中，仅110亿是小贷公司，市场占有率不到2%，按照计划，明年市场占有率能超过10%，相当于一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。

　　按上述《计划》规定，小贷公司必须坚持“小额、分散”的原则，确保纯农业和100万元以下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不低于70%。

　　作为温州最大的小贷公司，华峰集团下属金融板块组成部分之一，华峰小贷公司成立于2008年11月，注册资本金为8亿元，注册资金单体规模已居浙江省首位，贷款余额已突破15亿元。

　　在华峰，记者了解到，其借贷规模一般是个人限额100万元，企业限额500万元，且企业一般选择的是产值在1000万-5000万元之间，注册资本500万元左右。

　　而这样的小微企业，承担的年利率在20%左右，远高出银行利率，何以承受？

　　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，这确是众多小企业主的普遍选择，除非有强烈冲动转型并且成功概率高，而且利息下降，才可能找上小贷公司。

　　随着小贷公司的增加，利率下降或成必然，而小贷公司也有希望与商业银行去公平竞争一些低风险的优质客户。

　　但其中的前提是，小贷公司能够继续生存。因为利率的下降，对税负高、规模无法扩张的小贷公司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

　　黄建勤告诉记者，因为自有资金不算入成本，2011年恒隆的利息收入是8000多万，总共缴纳各种税费2300万，相当于主营业务收入的26%；同时1:0.5的负债率更是小贷公司扩张的红线，遇到一笔不良贷款就可能破产。

　　周德文更看重的是村镇银行设立的体制突破，“按照现在的规定，国有商业银行控股15%以上，行长由他们担任，还不如原有银行多设几个分行。”

　　但在受访的几位小贷公司负责人看来，即使解决了控股权问题，还有吸存的压力，还有审批的阻力，没必要将经营状态良好的小贷公司转制村镇银行，如果想做，另外发起即可。

　　周德文反复强调：“到省一级审批即可，各省根据情况自行制定规划决定设立银行数目、规模等，但中央要规定谁审批谁负责。”

　　诚信重建

　　李中坚忍不住感叹，过去打个电话给朋友就能简单拿到200万，不用写借据的情况，早已不复存在。

　　征信体系在温州的建立，被寄予希望的是今年4月26日开业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（下称“中心”），由22家鹿城区工商联副会长以上单位入股，注册资本600万。

　　张震宇在前述推介会上透露，温州将推动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试点扩面，从市区延伸至下属县市，争取再设立3到4家。

　　然而，截至7月27日，中心咨出借登记累计898笔，金额7.2亿元；借入登记累计671笔，金额13.07亿元；成交登记备案129笔，金额8179万元，平均加权月利率1.43%。

　　似乎有些遇冷？徐智潜认为，主要是社会认可度低，顾虑大，又担心税务部门会来查。

　　对此，去年起草了《民间借贷法》的周德文建议，出借方需纳税，同时借入方可将贷款计入成本，“并尽快出台《民间借贷登记条例》。”

　　他向记者透露，浙江省已明确明年会针对民间借贷立法。

　　徐智潜则表示，在企业利润很低，将贷款计入成本影响不大，且小微企业都有合理避税的办法。

　　如果针对出借方征20%的所得税，一旦遇到借入方跑路，出借人的所得税不可能退回，这样必将影响登记积极性。如果要纳税，他认为可以参照股票交易的印花税，随时调整。

　　针对前来登记者提出的风险把控需求，中心打算引入担保机构。但是，担保体系问题正是近日浙江民企陷危机的直接原因。

　　今年上半年，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2.69%，连续1年上升，创下10年来的新高，“温州的贷款总额中60%左右是没有抵押物的互保、联保。”黄建勤告诉记者，而已经获批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到50家，平均注册资本不到5000万，提供的贷款总额不到200亿。

　　他建议是大力发展融资性的担保公司，做有偿担保，同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银行发放信用贷款，再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贷款保证履约保险。

　　但没有健康的实体经济，这些金改细节恐难落实。

　　曾经想过做LED节能材料、林业等的李中坚则指出，转型的关键是缺钱，但国家政策调整带来的银行收贷抽贷，他不敢去尝试，“而且现在是身体最虚弱的时候，转型只会死得更快。”

　　他忍不住感叹，过去打个电话给朋友就能简单拿到200万，不用写借据的情况，早已不复存在。

　　甚至，他曾有朋友在银行许诺继续放贷情况下，通过借高利贷暂时填补银行的口子，结果银行拿到款就不再放贷了，“温州有句话，叫牛皮上写字不如人老实，现在亲兄弟都不可信了。”

　　记者获悉，浙江省金融办近日成立了小贷监管处。

　　“但金改对实体经济的扶助，目前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。”周德文如是说。

　　在等待金改细节出台的这个“热闹”夏日，温州能否在现有框架下，探索一条将民间资本有选择性地引导到健康的产业资本上的道路，还需要“冷静”对待，正如陈德荣此前公开所说，金融体制改革牵一发动全身，允许“试错”不代表可以任意妄为。

（本文转载于2012年8月13日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 记者 姚建莉 特约记者 赵凤玲 温州、上海报道）